谁知起义军在王永强的率领下，兵进十分迅速，从廷安府率军南下，三月三十日到达蒲城，反而绕到清军的背后，除派出部分兵马入城防守外，王永强率领起义军的主力人马继续西进，企图攻取西安，以西安的城防，以拒守清军。

这时其他各路人马都到达各自的位置，阿济格也已经到达了宜君县，得到消息之后，阿济格赶忙连夜赶回富平县，又急令其他三路人马，立刻赶回来迎战起义军。四月十日，阿济格亲率五千人马在流曲镇以北的美原拦住了起义年。王永强见清军的兵力不多，立刻指挥人马向清军发动进攻。

但清军的人马虽然不多，却都是八旗精锐，因此起义军与清军激战了一天，仍然无法突破清军的防线，而这时另外三路人马也赶到了战场，起义军被清军杀得大败，当场阵亡三万余众，王永强、王永镇等人也都战死，随后清军乘胜移攻蒲城，城中居民固守，到四月十五日被清军攻破，城破之后，清军进行了屠城，杀死城中百姓万余人。

而这时同王永强一道起兵的神木昙人高友才部在王永强南下时，仍据守着廷安府北府谷县。阿济格在消灭了王永强部之后，又领兵北上，在六月包围了府谷，但高友才率领府谷县的军民，居城而守，清军连续进攻了一个月，也没有攻下府谷县，双方正在僵持中。

而在反清声势最为浩大的山西，是由多尔衮亲自领军平乱，多尔衮到达大原之后，首先派遣承泽郡王硕塞、率大军围困着大同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助马路、得胜路等地赶来援助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，从而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，不过大同的防守十分坚固，清军虽然调来了红衣大炮，依然难以攻克。

但这时山西的局势依然十分严重。清廷能够控制的只是省会太原、晋南平阳等少数地方，其他府、州、县差不多全被反清复明武装占领。

多尔衮又以宣大总督耿焞未能事先防范，把他革职，由佟养量接任总督之位。佟养量上任之后，立刻领所部人马进攻代州一带的刘迁部，先后在平刑关、雁门关等地击败刘迁部，刘迁被逅率领部众退入五台山区扼险据守。

但这时刘迁手下和部将见势不妙，投降了清廷，俢养量率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岭逐寨进攻，凭借优势兵力把刘迁部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山区内。最后双方在黄香寨展开激战，清军大胜，刘迁父子阵亡。代州被清军收复，也解除了围困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，初步使山西战局终于变得对清方有利起来。

随后多罗郡王瓦克达率军攻克朔州、马邑等处，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攻克孝义、平遥、辽州、榆社等处。宣大总督佟养量又带领满汉兵渡过黄河攻克蒲州、临晋、河津、解州、猗氏等处，义军首领白璋在荣河阵亡。

接着瓦克达、济尔哈朗二亲王又会兵合攻汾州。五月二十二日夜间，用红衣大炮猛轰北关，第二天从城墙坍塌处冲入城内，义军所设巡抚姜建勋、布政使刘炳然突围出城后被清军擒杀。而清军在攻破汾州后，把城中男子屠杀一空，女子、财物成了满洲贵族军队的战利品。

山西的局面也终于被扭转了过来。

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十八章 清廷平乱（下）

清廷在汾州屠城，并不是一个个例，在这次平定北方叛乱的过程中，清军不分青红皂白，滥杀无辜老弱，表现的野蛮残酷令人发指。仅屠城就不下十处，而在这其中，又以山西地飞的屠城最为残忍，这时除了汾州被屠之外，还有朔州、浑源州、解州等地，以至数年之后，天下虽然太平，但山西省还是有许多地方人烟罕见、土地荒无。

因为清廷现在是内忧外患，平乱心切，因此才不惜再度采用这种极端的作法，以屠城为恐吓，虽然说手段残忍，而且遗害深远，但在短期内，确定还是能够收到相当的效果。

由于清军在山西大肆屠城杀戮，也确实引起了当地不少人的恐慌情绪，另外山西的起义军虽然是举义反清，但并没积极争取百姓的支持，相反还在有不少地方，起义军同样抢掠欺压百姓，因此在清军逐渐取得了优势之后，也有不少地方的官员、百姓又投降了清廷了。

在永宁州，当地的乡绅土豪就恐怕清军破城之后，遭到清军的屠戮，因此在几名有名望的乡绅组织下，带领着百姓，将起义军委派的知县、知州等官员绑赴清军军前，开城投降。另外还有起义军的首领刘伟、贺国柱等人也都向清军投降。

不过尽管如此，清军围攻大同近三个冃，依然亳无进展。虽然收复了山西大量的地方，但人心不稳，仍然还存在再度叛乱的可能性。另外还有不少起义军虽然不敌清军，但却退入荒野中，利用山西地区险峻山区地形坚持与清廷斗争。从运城地区突围出来的虞胤率领残部进入华山，姜瓖的部将牛光天进入太行山区，高鼎等人则盘据于五台山，这几支起义军互相串连，并不时袭击清军的零散人马。因此山西的局势只能算有所好转，而远不能说是大局己定了。

多尔衮考虑再三，认为虽然目前北方各地的叛乱并没有完全平定下来，但比起三个月以前，确实是大有好转了，而且现在南方的局势才是当前的燃眉之急，因此必须调集大部份的兵力，在中原战场，和中华军进行一场决战，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使北方的局势再度恶化，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火燃眉毛，只能先顾眼前了。

这个时候多尔衮也不仅想起当初皇太极在位时，清廷曾有五次入关侵袭明朝，但除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之外，中间的三次都是选择在明军即将剿灭农民军，或是对农民军取得了十分明显的优势时候，使眀朝不得不釆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，将征剿农民军的军队调去阻挡清军的进攻。结果使农民军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，重新发展壮大，直到最后，李自成带领人马，杀入了北京，灭亡了明朝。

因此也可以说，明末的农民军屡剿不灭，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数次大难不死，屡败屡战，和清廷在暗中扯明朝的后腿，也不无关系。而现在商毅似乎也有意对清廷来玩这一手了。

以前多尔衮站在旁观的角度，当然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，甚致还对明朝幸灾乐祸，有时还不疼不痒的批评崇祯，不该放农民军一马，但现在轮到自已来偿一偿这种感觉，也使多尔衮苦笑不己，看来还是真的应了那一句话啊：出来混，都是要还的。

因此现在的多尔衮也能深深住会到当年崇祯的心情了，也只能和当年的崇祯一样，顾不了以后，只能先管好眼前的事情再说。

这时甘肃的叛乱基本平定下来，而且多尔衮也下令调尼甚和韩岱回兵，接着多尔衮又下令阿济格，让他留下李国英，带领一万人马，坐镇廷安府，继续清剿陕西残余的叛军势力，自己率领主力人马，也立刻赶到河南来参战。由于阿济格的人马离河南较近，因此多尔衮也让阿济格回兵之后，驻守河南府，挡住李定国部的人马。同时又下令从北京再抽调五万人马，由博洛统领，进驻顺徳府、大名府一线，和山东的中华军对持。

并且又下诏在商南驻扎的耿仲明，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，但最后还是要求耿仲明戴罪立功，立刻率军赶到河南府来，汇合其他人马，准备和中华军在中原地区，进行决战。

因为现在多尔衮已经知道，耿仲明已经汇合了吴三桂的五万川军，总兵力约有八万余众，这可是一支不小的力量，而且还能把吴三桂也拉扯进来，因此不能这么白白的放过去。

随后多尔衮又下令到北京，让荷兰人立刻去联络日本，告诉徳川家光，自己将要和中华军进行决战，希望日本尽快出兵中国参战，同时也请了荷兰人出兵，帮助清廷，并且承诺，一但击败商毅，不仅把台湾让给荷兰人，而且还可以在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，效仿葡萄牙租借澳门一样，也租借给荷兰一块土地，而且地点可以由荷兰人自己挑选，要那儿给那儿。最后多尔衮又命人下令朝鲜，命令朝鲜立刻出兵五万，到中国参战，并且供应大量的粮草军需用度。

可以说现在多尔衮为了和中华军决战，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，已经不顾一切了。

当然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在山西，因为在目前来说，只有山西的局势最不稳定，至少大同还在姜瓖的手里，而且在短期内，清军还真拿大同城没有办法。

多尔衮思考再三，决定力争招降姜瓖，以最小代价，换取最好的结果。于是多尔衮亲自赶到大同城前，希望用自已的威信力说服姜壤，派出使者去面见姜瓖，表示姜瓖反叛，是误解了清廷的意图，清廷念姜壤昔日之功，可以不计前嫌，只要是姜瓖能够回心转意，悔罪归诚，仍然可以对姜瓖恩养依旧，同时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，也是为了让姜瓖放心，多尓衮不禁亲自写给姜瓖一封信，赌咒发誓，决不会违反诺言。还特意命人制作了两份丹书铁卷，让使者交给姜瓖，表示让他不用担心清廷出尔反尔。

见到了使者之后，姜壤也十分客气，向使者表示，自已的叛清之举确实是迫不得以，如果多尔衮愿意重新接纳自己，当然是求之不得，但自已毕竟巳是叛将，因此不要轻易相信多尔衮的承诺。并且又给多尔衮写了一封回信，首先列举了自己为清廷所立的大功，但不仅没有受到升赏，相反多方受到清廷的猜忌，因此为求自保，才举兵反叛，多尔衮想重新招降自己，虽然十分高兴，但却害怕受骗上当，因此希望多尔衮拿出俱体的成意方案来，否则自己宁可守在大同城里，与城共存亡，也决不出城受降。

其实姜瓖心里十分清楚，自己这次反叛，己是覆水难收，想在反清之后再图归顺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就算现在清廷为了安定人心，不会对自已下手，也许还确实会对自己加以安抚，但等这个风头一过，山西彻底安定下来，再和自己来个秋后算帐，反正到时候随便给自己安上一个什么罪名都可以。至于什么丹书铁卷，和擦手纸其实没啥两样，因为这是清廷发的丹书铁卷，清廷说它有用才有用，清廷要说它没用了，也就真没用了。当年朱元璋发出去多少丹书铁卷，但要杀谁来，照杀不误，也没见过谁用丹书铁卷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

不过姜壤在回信里表示自己愿意再归复清廷，其实只是一个缓兵之计，因为经过了清军差不多三个月的围攻之后，这时大同城里的处境也十分艰难，虽然粮食、物资并不缺乏，但关建是人心涣散，军心不安，姜瓖已经知道清军在山东、南阳战场连连失利，但无论是山东、还是南阳，离大同都有相当远的距离，因此在大同城里的反正军队，普遍都有一种看不到前途的悲观情绪。

因此姜瓖也认为，只要是缓上几个月，局势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，说不定中华军就能够打到大同来了。而所谓让多尔衮拿出俱体的成意方案来，就是希望让清廷能够暂时退兵，让大同城里的军心民心可以安定下来。

收到了姜瓖的回信之后，多尔衮当然看得出这是姜壤是在使用缓兵之计，目地就是想让清军暂时撤军，好拖沿时间。但如果不能说动姜瓖归降，但却能够把他稳在大同城里，对清军来说，也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。只要是击败了中华军的进攻，那么攻破大同城当然不在话下了。而且自己也同样可以先稳定姜瓖，然后另想别的办法来攻破大同城。

因此多尔衮又立刻派人回复姜瓖，声称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，可以停止进攻大同城，并且撤军二十里，然后再和姜瓖商谈重新投降清廷的条件，但也要求姜瓖只许留在大同城里，不许外出，不许进攻清军，不许联络他人，否则凊军将会立刻来重新围攻大同城。

现在姜瓖只希望清军赶快撤军，好让自己缓过这一口气来，因此对多尔衮提出的条件也全盘答应了下来。于是多尔衮留下多罗郡王瓦克达率领两万人马，在这里困守大同城，自已率领大军，进入河南省，准备和中华军进行决战。

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十九章 南京的决策（上）

就在多尔衮紧急招集人马，调动兵力，准备与中华军决战的时候，在南京政府内部，同样也在为下一步的战斗进行着紧张的准备。

连续取得了山东、南阳的两场胜利，不仅夺取济南、兖州、南阳等战略要地，而且总共歼灭、俘虏、投降的清军总数约有十二万多人，同时还包括两支清廷苦心训练的新军。而中华军自身的损失，还不到二万，因此在南北边线的军事力量对比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

在收到南阳大捷的报告之后，商毅立刻招集统战部成员，招开军事会议，商议南京政府下一步的进军计划。

李岩首先发言道：“大王，依在下之见，现在山东、南阳之地己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下一步就应由淮南军区出兵，攻取徐州，然后三线齐进，夺取河南，先收复中原之地，进而收复京师，最多三年，则天下尽归大王所有。”

自从商毅正式向清廷宣战之后，南京政府的官员对商毅也发生了改变，由“王爷”变成了“大王”，虽然这两个词只有一字之差，但代表的含义去大不相同，前者只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爵位称号，后者却意味着一个独立的统治者称呼。商毅当然十分坦然的接受了这种称呼上的变化。其实要不是商毅有言在先，只有收复北京之后，才行称帝之举，这时恐怕劝进的上奏已经推满了商毅的桌案。

不过南京政府的主要官员都清楚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击败清廷，只要是彻底击败了清廷之后，商毅称帝也好，建立新朝也好，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而且现在的大局对南京政府来说也是一片大好，在取得了南阳、山东两战的胜利之后，中华军对河南省已经形成了一个半包围之势，由其是徐州地区，已经陷入己中华军的三面夹击之中，仅仅只是在西北方向，沿着黄河流域连接着归徳府，清廷才免强保持对徐州地区的控制。

因此李岩提出先收取徐州，再进取河南，进而收复整个北方的计划，也是绝大部份南京官员的共识，当然这样也是一个按步就班夺取天下的正常步骤。

李岩又前一步解释道：“虽然现在清廷在徐州、归德一线有重兵把守，总兵力不下十二万，但这时清军却要三面设防，兵力分散，而淮南军区却没有后顾之忧，完全可以集中兵力，全力进攻徐州，因此这一战获眣的把握还是很大的。”

堵胤锡也道：“现在清廷虽然在四处调集兵力，准备固守河南，因此进攻徐州，应该火速进军，不能拖延，否则等清廷聚齐了人马，给徐州增加兵力，再想要夺取徐州，可就困难了。”

商毅听了，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现在清廷总共也就只有这么多兵力了，如果给徐州增派的兵力多了，其他地方自然就会少了，虽然夺取徐州困难了，但在其他地方，却可以获得更多的战机。”

这一番话却让堵胤锡听得却有些莫名其妙，听商毅的意思，是想诈取徐州，吸引清军的兵力，然后趁虚攻取其他的地方。从道理上来说，这个计划确实没有错。但堵胤锡也是精通军务的人，知道实际执行起来，却有很大的问题，首先清廷会不会上当，诈取徐州，也需要投入一定的兵力，如果投入的兵力少了，徐州也就无需援军救援，而投入的兵力多了，则相对中华军在其他战场的兵力也会减少，未必就能在其他战场上轻易取胜；另外如果清廷在徐州地区集结了大量的兵力，对于南京政府的淮南、山东地区，也是一个巨大的危胁，就中华军能在其他战场上取胜，但如果在淮南、山东地区出现了大的意外，对于南京政府来说，并不见得就是好事。因为徐州地区的战略价值，相对于南方来说，更为重要一些。而对北方，则并非是举足轻重。

不过李岩毕竞是和商毅在一起的时间长一些，对商毅的用兵思路也了解一些，知道商毅用兵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，而注重于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，这个道理其实也十分简单，把敌人消灭光了，地方自然也就是自己的了。但在实际做起来，却并不容易，何况商毅有时候还会故意放弃一些城地，己达到分散清军的兵力，逐个击破的目地，这和中国的传统兵法，是明显相违的。